文｜郭晔旻与《韩非子》等书一样，对《论衡》里的这段话的解释至今仍有差别意见，甚至对“柢（抵）”字是否为“杓”之误，而应解释为“使用”也有争议。但比力主流的一种看法认为，“杓”就是勺子。“地”指托着勺子的土地。

而“柢”则指“勺柄”。以此推知，王充笔下的“司南”应当是做成勺子样式，当它放置在坚硬平滑的“土地”之上，其柄便会自动指向南方。

这会不会就是一种磁石勺呢？首先，迄今为止尚未在考古中发现古代磁石勺的实物。依照王国维在20世纪早期提出的“两重证据法”，古文献纪录需与“地下之新质料”相互印证。因此考古证据的缺失不能不成为“司南是磁性器物”一说的重要遗憾。不外，即便如此，依照《论衡》的说法，是否有可能在今世回复出“司南”呢？20世纪40年月，科技史专家王振铎先生在研究了王充的纪录后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是在很是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司南回复实验。

第一步，1945年10月，王振铎在四川南溪李庄这个在八百分之一的军用舆图上难以找到的小镇，使用通电线圈将钨钢勺磁化后制成的人造磁铁在土地上完成了拨动实验。其目的是考察磁勺在拨动后，其磁力是否能够克服它底部与土地的静摩擦力，在其静止时，其柄是否可以指南。

第二步，1947年8月王振铎又委托工匠用河北武安磁山的磁石制成勺状磁体，个体勺体用铣床加工后举行了实验，证明“其勺首指南，同前文所述借人工磁铁传磁所制司南体现之功用全合”。最终完成的司南回复模型由一个“土地”和一把“勺子”两部门组成。

内圆外方的土地材质是青铜，其中心圆面磨得很是平滑，以保证勺体指示偏向的准确性。中心圆外围依次布列天干、地支和四卦，标示二十四个方位。土地中心的小勺是用整块磁石磨成的，磁石的正极磨成司南的长柄，勺头底部是半球面，很是平滑。使用时先将土地放平，再把司南放在土地中间，用手拨动勺柄，使它转动，等到司南停下来，它会转至与地磁场的南北极相一致的偏向，勺柄所指偏向就是南方。

其实，王振铎早已坦率地认可，这只是一个模型，“未发现原物以前，姑以古勺之形体充之，以征验其究竟”。加上其时条件所限，他也没有举行科学检测：“惜无合宜之量磁仪器，用测其磁性。”然而，这个司南的回复方案很快就深入人心。

王振铎制作的模型不仅先后泛起在教科书、辞典和邮票上，还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作为“司南”的现代回复方案举行辅助性展示。但争议也随之而起。最主要的疑问是，王振铎的实物回复讲明磁石勺制品具有指向性，可是在他之后，迄今无人能够用天然磁石再度重复“司南”的试验效果。

甚至坊间还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1952年，郭沫若率中科院代表团会见苏联科学院，希望带一个司南回复品作为礼物。复制司南的任务下到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由钱临照（日后1987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物理学史分支学科的主编）主办。钱临照找到最好的磁石，请来琉璃厂的玉工按王振铎的方案雕琢。

可磁勺做出后，就是不指南。代表团行期已近，只好用电磁铁给这个“司南”人工充磁（也有说法是用磁化钨钢取代）。固然，此事未见钱临照本人记述，现有说法都是层层转引，相互也纷歧致，因此也未必靠谱。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唐代及以前正是地磁水平分量岑岭期，其时的地表磁场强度约为今天的1.7至1.9倍。这一时期，用中等以上的磁石制备“司南”就会具有上好的可用性。据此看来，今世回复“司南”频频未果，与古今磁场变化也不无关系。无论如何，即便《论衡》里的那几句话日后被考古发现证实为勺形“司南”，这种古代指南器还是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

首先，天然磁体并不易找到，而且在加工时容易因攻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肯定较弱，加上它放置在铜盘上，哪怕接触处再平滑，转动时也会发生摩擦阻力，这就大大影响了敏捷度，所指的方位准确度难以保证。

而且，“司南”所用的磁石在盘心并无法牢固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而是必须用手放在适当的部位，然后再拨动使其旋转。因而它是手动装置，不能自动指出方位，在颠簸的状态下也就不能使用。

所以还远远称不上是一种理想的指向仪器。这可能是古时“司南”恒久未获得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只管如此，“司南”的泛起还是奠基了后世中国人将指示偏向称为“指南”而非“指北”的基调。相比之下，虽然古代希腊、罗马早就知道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但西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搞不清楚磁石的指向性，自然更无法将其用于指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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